《脉诀》问题经过几百年的学术讨论和争议涉及了文献辨伪，学术讨论，普及提高等方面，到明代中后叶总算得到了解决，但学术是要发展的要前进的，它向来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里程上，因此这时就出现了如卢子繇等人的古脉法的研究。如果说《脉诀》、《脉经》之辨与李时珍，李中梓等人著歌诀形式的脉书是为了普及，那么古脉诀的研究就应当算是一种提高吧。
在这时对子提高的工作亦具备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条件，除去前面所说的《脉诀》问题得到解决的基本条件以外，这时《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的洼疏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考徵古学联系实学的学风亦由杨慎、方以智等人的方法和成就起到了推动作用，所以在这时由像卢子繇这样的具有高水平的学者兼医家在他著成《本草乖雅半偈》、《伤寒金錍》、《金匮摩索》之后，又对古脉法进行研究而写作《学古诊则》，确是具有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的。他“独采《内经》之徵言，参以越人、仲景之说荟萃成书”，无疑地在断以己意时是写进了他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新进展。我们知道内、难、仲景的脉法并不完全一歌，但他的著作（前半部，因为后半部不完整）是“纵横错综，俱有条贯”的，这就说明他亦是以古说来引出自己的见解以发展学术的。
古脉学的提出它的标帜与口号都是对后世亦即王叔和以来的脉诀采取不承认或不满足的态度的。这表面上看是像做复古的工作，实际是在谋求脉学的新发展，卢氏之书是在他晚年双目皆瞽的不幸条件下未能完成的著作，后半部原稿是散乱不整的，如天假以年没有目疾是会做出更为重大贡献的，同时期的张景岳等人虽然亦算是深于《内经》诸书，但对脉法采取古今兼收并蓄的态度，故而似是而非之处不少，比之卢氏的识见是远远不及的，等而下之就更不在话下了。日本人丹波元简氏的《脉学辑要》只是不承认三关分主脏腑，其根据是不见于内难仲景之书。对于这点廖平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予难古今论脉之书，其不背古而最适用者、惟日本《脉学辑要》其书用二十七脉旧名，专诊寸口，虽沿《难经》、《伪脉经》（廖氏以《脉经》前五卷为伪）之说，然不分两手，不以寸关尺分三都，则铁中像铮，自唐以后无此作矣。予力复古法，以祛晚近之误，他脉书程度太浅，不足以劳笔墨，惟此编不以脉定病，与两手分六脏腑之诊。”可见丹渡氏的否定后世脉法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清末的廖平见及从日本传回的《太紊》，对古脉法的方法、内容等更有所依据，于是一意复古，虽然在发掘整理上作出成绩，但亦有“想当然尔”之说，与不易为之主张，但笔像犀利论议详瞻对古脉法的研究作出一定贡献，对后世脉法亦作出了无情的攻击，对于今后脉学向更高更深领域的像索无疑是会有重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