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经》的问世，标志着古代脉学的结束和后世脉学的开始，《脉经》不但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在更大程度上建立了一种新的体系、新的方法、新的内容。因此《脉经》以后脉学成了《脉经》的天下。尽管《脉经》原书流传不甚广，但后来第二手的著作和一般脉学著作却无不是《脉经》的衣钵，《脉经》成为脉学至高无上的经典，后人著作在引用内、难、仲景诸书时，在脉学上不是还古人真面目，而是以《脉经》为中心选取古人的说法作为根据，其中亦难免有以古人迁就后人的似是而非，甚至于全非古人之意等问题。
后世脉学为《脉经》所限制，唐宋以来著作虽然不少，但进展不大，同时亦没有突破性质的较重大的发展。正如日本人丹波元筒在他著的《脉学辑要》中所说的：“今夫医士孰不日诊百病，月处千方，面方其诊病者，讯其脉象如何，浮沉数迟大小之外鲜识别者。况于洪大软弱牢革之差茫不能答，或一状面众医异名，或殊形而混为同候，此其故何也，盖尝究之，从前脉书叔和而降，支离散漫，殆无统纪，如元明数家乃不过因循陈编，缀缉成语一二稽驳伪诀之误也。寸关尺兰部配五脏六腑，《内经》、仲景未有明文，仓公虽间及此，其言暧昧。特十八难所论三部九候诚诊家之大径大法也。然迨至叔和始立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门之说，王太仆、杨玄操遂奉之以释经文。由此以还部位配当之论，各家异义，是非掊击，动辄累数百言，可谓蛋中寻骨矣。如其迟脉为腹痛、为呕吐，微脉为白带、淋沥之类，靡书不载，此皆不徒无益于诊法，抑乖圣迷人之甚也。何则，已有此证，当诊其脉，以察其阴阳表里虚实热寒而为之处措，安可以万变之证预隶之于脉乎？呜呼！谬悠迂拘之说，未有能排斥而甄综者，宜世医之不讲斯学也。”说明丹渡氏认为《脉经》以下没有进步，此其一；不承认《脉经》所订三关主脏腑，此其二。关分主脏腑问题是中医脉诊的一大学术公案，姑且暂置不论，但没有进展却是实情。对此廖平亦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他是一位公羊家，具有今文经学家的不保守但过激的习惯。他认为问题在于《难经》，将古法改为独诊寸口法，因为它将古脉法的方法名义内容等，“不顾名义违反，悍然归之经脉寸口”。这当然是正本清源之论。但他认为《脉经》继承《难经》井作出新进展的那些内容，是伪撰的就未免太武断和过分了，他的意见星要完全恢复古脉法，废除后世的发展。这样作对恢复古脉法亦许有意义，但从整个脉法的发展上讲这种纯复古的态度和方法亦不是完全可取的。这就与《脉学辑要》除去不承认三关分主脏腑外不否认后人的成就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了。
对于这个问题以前亦有人持这种态度，例如卢子繇著《学古诊则》就是只取内难与仲景书的。但《学古诊则》是卢氏晚年的著作，并未完稿，然而它无疑是古脉学研究发掘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在王琦对《学古诊则》作的序文上说：“医家以望闻问切为四要，夫闻与问按式而行之，如以灯取影，罔有不合，无难也，若望色一端，所恃者目力之精巧，辨之于隐微之间，用之稍难矣。至于切脉凭之于指，会之以心，古谓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乃难乎其难者也，晋唐以后，脉学之书日增矣，各抒所见，互有短长，伪诀流传、更相淆惑，学人于此，不能无多歧亡羊之患，卢子繇先生独采《内经》之微言，参以越人、仲景之说荟萃成书，分为四帙，名之曰《学古诊则》，明当从古先圣哲之言以为则，而无事劳心后人之纷孥云耳。”云云。说明在不满于后世脉法的情况下，发起对古脉法的整理研究。自卢氏以至清人对古脉法的发掘研究工作，并不是单纯的为复古。按我国人的习惯，在搞新发展时，表而上总好像不是创新而是复古，其实是不然的，这就是自孔子以来的惯用手法“托古改制”。这样易于使之接受，而且是在挖掘整理古入的基础上的创新亦会少走弯路，易于成功。尽管古脉学的工作挖掘整理的比重要大，但仍有一些新的内容和是正后世脉法之处，另外于后世脉法风行于世千余年之后又提出古法，在客观上又变古为新了，在这类著作中都包含了他们的新的学术见解，亦说明具有一部分托古改制的性质。
《脉经》以后脉学学术发展不大，它们没有肩负起继承发展古籍经典脉学的任务，这是引起古脉学的再次提出并予以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原因。甚至于有人想以古脉学重新取代后世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