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情志，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七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正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则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正式列为致病内因。
人的心理活动，中医学将其统称为情志，或叫做情绪，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人生中有重要价值，自古以来就被人类所注目。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以前，诸子百家就有较精辟的论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帝内经》，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丰富得多，成熟得多。综观《内经》，无论是对身心疾病的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发病机制的认识，还是对身心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已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序中畅言养生的重要性，同时责怪和痛斥时医、时人无视养生，是“举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准名利是务”，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劝导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理”。可见，关于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仲景当时已比《内经》作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国时名医华伦，不畏杀身之祸，以激怒疗法治愈太守笃病的事迹，见于《后汉书》的记载而广为人知。他还“晓养性之术”，重视心理卫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着《千金要方》中，专有“养性”之论，不仅整理了唐以前有关调神养心方面的论述，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道林养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对情志保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中的一大类，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其所着《儒门事亲》中，极为重视心理治疗，对于《内经》的“以情胜情”疗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还创造了“习以平之”等意疗方法。
明、清时期，心理保健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和特点，如《摄生集览》中提出“养神为首”，即虽然保养之法可数以万计，但养神是第一位的。